四、雄安的商贸文脉，源远流长
雄安所处的古易水流域，是中国商业文化肇兴之地。中国历史上第一笔贸易就发生在这里。《竹书纪年》记载，商汤七世祖王亥，驯养牛马。前往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是中国商业史发端。殷墟甲骨文记载王亥为商朝的“高祖”。王亥到了易水，被有易部落酋长绵臣所杀。王亥之子上甲微出兵讨伐有易，杀了有易部落酋长绵臣。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赵、齐边界的临易，成为各国贸易的边境地区。雄安地区先后出土的战国货币既有燕国刀币、齐国刀币，还有赵国布币，显示了多国贸易的特征。汉代以后，易水以南，成为中国丝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西京杂记》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妻织造“葡桃锦和散花绫”。太尉霍光妻子常从巨鹿郡购买陈宝光家这种精绝的丝织品，送给汉宣帝宫廷女御医淳于衍。一次就赠送给淳于衍蒲桃锦24匹、散花绫25匹。
霍光把陈宝光夫妇请到长安太尉府，专事织锦。陈宝光妻的织机拉动经丝的镊120个，手里好几个梭子，装着不同颜色的纬丝，60天才能织成一匹，纹饰精美，花色丰富，“值万钱”，是当时最昂贵的纺织品，也是西汉时期最精美的丝织品。东汉传到四川，始有蜀锦。
盛唐时期，河北道丝纺织品贡赋数量和精奇丝织品居十道之首。大唐《通典·食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十道共318郡，向朝廷常贡丝织品的63郡，包括雄安地区在内魏、贝、洺、邢、镇、冀、深、赵、定、德、沧、易、瀛、莫等州都盛产丝帛。全国总贡赋丝织品3464匹。河北道18郡常贡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1.6%，而河北道博陵郡（定州）丝纺织品贡赋达1575匹，占全国的46％，居全国之首，天下第一。
河北丝纺织业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辉煌的一页，是支撑千年丝路辉煌的纺织基地和精绝技艺的传承之地。在敦煌61窟大型壁画《五台山图》右下角“河北道镇州”（今正定），题榜字“新罗使团”“福建使团”等马队从桥上走过，到五台山进香。从朝鲜半岛赶来的“新罗使团”要经镇州到五台山须经过雄安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原产地。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茶马互市的前奏。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比从云南通往吐蕃的茶马古道要早几百年。中国的茶叶以茶马交易方式，经河北山西、陕西、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辗转西伯利亚，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河北的幽州、定州、莫州（包括雄安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奚族、羯族等游牧民族茶马互市的交通要道。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回纥地区驱马茶市。《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记载：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拓地钱”。《文献统考》卷17《征榷考四·榷酤》记载：“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因为江南茶叶长途北运中，常在道边滞留，赶上雨季“露积雨中”就会发酵，使得一直饮绿茶的历史，翻开了发酵茶的一页，有些智者利用微生物发酵，发明了发酵茶。茶马互市中，增加了发酵茶的品种。
凝聚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中国茶道，在陆羽《茶经》基础上，整合了茶叶加工、煮茶器具、饮茶器、茶台、茶肆、茶诗、茶礼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成为茶道文化。五代时期，长城以北契丹控制地区，茶道已渗透到贵族生活之中。河北宣化区下八里契丹墓壁画中，不仅有器物精致的《备茶图》，还在《出行图》中专有“送茶吏”的形象。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辽签订茶马互市盟约。宋太宗“始令镇、定、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设立榷场，官办交易。定州、霸州、雄州、镇州、沧州，就是茶马互市的边地。
宋辽金时期，宫廷书画须用河北绢。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汇编》卷七十二说，靖康元年（1126），“金人索绢一千万匹，朝廷如数应付。皆内藏元丰、大观库河北积岁贡赋，为之埽地。如浙绢悉以轻疏退回而不敢重却也”。证明河北绢是全国最好的绢。金兵挑选河北绢留存，把江浙的丝绢“择织不堪者渍以墨水退换”。北宋朝廷不得不把内府收存河北的丝绢“之奇绝者方发行，避戎”。
河北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产地，也是瓷器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区的定州窑、恒州窑（讹称井陉窑）、邢州窑、磁州窑，四大瓷窑，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提供了大量瓷器。
在土耳其、韩国、日本收藏大量磁州窑瓷器，而且这些国家后来生产的瓷器，仍能看到磁州窑瓷器的深刻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提出“北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可能在沧州黄骅海丰镇地区。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冯恩学对海丰镇遗址进行发掘，提出黄骅海丰镇遗址为宋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北起始点。近几年，河北省考古专家们在海丰镇附近发现一批古代港口仓储遗址，发现了一大批海捞瓷器。在沧州市、黄骅市博物馆，收藏和陈列了大量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的文物和展品。
而河北的恒州窑、定州窑附近的河道内，发现过不少沉没的外运瓷器，与河北黄骅市海丰镇古代海港仓储遗址和海捞的瓷器纹饰、窑口完全一致，证明横跨河北境内的古代水路通道，是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运输的故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通道。
五、雄安的精神气质，豪侠仗义
雄安之地的人文气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诚信尚义、威武不屈、豪侠正义的传统美德。蒙古汗国进军雄安之地，容城学者胡炳南等“燕山五丈夫”，不与蒙古合作，隐居易水林尖山，浩然正气，千古传诵。容城鸿儒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北学大师。在宋代理学基础上，整合史学，加上诗词歌赋等文学修养，教书育人，成绩斐然。个人志趣、品格、操守、风节完美结合，是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
明代容城名人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联，彰显了中华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一生英勇不屈地弹劾明朝两大权奸，第一个弹劾朝廷宠臣仇鸾，结果被陷害下狱。严嵩为了拉拢他，一年提拔他四次，从南京一个郎官升迁到北京，他不攀附权势，为国锄奸，上书“十罪五奸”弹劾奸臣严嵩，再次被陷害入狱，受尽酷刑，威武不屈。一次行刑前一位狱吏给他蚺蛇胆止痛，杨继盛笑道：“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最后被杀，慷慨就义。成为“明代第一义士”。在北京西城接待寺街智达胡同、保定市区金线胡同、皇华馆街，还有容城县都有杨公祠。
明熹宗时，阉党魏忠贤弄权，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忠义之臣被诬告入狱。容城鸿儒孙奇逢与定兴鹿正、张果三人自卖家产，募集赎金，不畏谤议，义薄云天救助忠臣，结果魏忠贤残害忠良，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杀，孙奇逢出资救助忠良的家属。其豪侠正义之壮举，深为世人推崇，被誉为“范阳三烈士”。
在容城、保定、北京都曾为“容城三贤”立祠，并入祀保定五贤祠、畿辅贤哲祠等。他们的著述被后人编为《三贤集》，流传甚广。吏部侍郎的容城房壮丽不依附权奸魏忠贤，在魏忠贤得势之时，绝不攀附，告假还乡。魏忠贤被杀后，房壮丽出任吏部尚书，积极清理冤假错案。
抗日战争中，白洋淀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雁翎队的故事成为白洋淀英雄精神的代表。千年前雄安地区就创造了宏伟壮观的辽宋古地道，由此启发了冀中以及后来遍及解放区的抗日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的命名来自于当地古老的大抬杆猎枪，游击队员在火门上插上一根雁翎防水，故而有了“雁翎队”这个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名字。英勇的雄安人民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创造性开展平原游击战，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六、雄安的民俗风情，绚丽多彩
雄安人民，勤劳智慧，具有千古传承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雄安苇编，是这一地区传承千年的手工编织技艺，唐朝“土贡苇席三千领”，闻名全国，与相邻的高阳纺织技艺齐名。北宋时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总结了其兄、雄州安抚副使沈披在雄州工匠协助下，制造强弓的“绝技”，写入《梦溪笔谈》。
雄安地区是宋辽边境的三关（瓦桥关、淤口关和益津关）所在，造就了这里武术种类多样，攻防拳技盛行的民风。其中雄县鹰爪翻子拳、阴阳八盘掌、圈头村少林会、八趟掩手，都是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白洋淀风景宜人，清代在白洋淀的端村、赵北口、圈头、郭里口分别建有四座帝王行宫，康乾盛世，帝王后妃经常来此驻跸。促进了传统造船技艺、白洋淀芦苇画、白洋淀苇编、面塑、雄县黑陶、雄县纸花、雄县石雕等民间技艺的发展。
清朝灭亡以后，行宫的乐人流落民间，散居白洋淀周围，形成了多处音乐传承地。其中雄县古乐、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已经列为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雄县十里铺音乐会、安新县同口音乐会、端村、关城村音乐会等，列入河北省级非遗名录。这些音乐会和古乐，传承曲目丰富，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典型的地域代表性。尚武和赏乐成了雄安地区两道亮丽的民俗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