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14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贞操问题》，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
他说，中国的男子要他们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他又说，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
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是可以彻底研究的。
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这样，(1)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2)男子嫖妓娶妾，社会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3)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大，没有守贞操的责任，(4)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第三，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1)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许有法律的提倡。
(2)若用法律的褒扬为提倡贞操的方法，势必至造成许多沽名钓誉，不诚实，无意识的贞操举动。
(3)在现代社会，寡妇再嫁，处女守贞等问题的是非得失，都有讨论余地，法律不当以武断的态度制定褒贬的规条。
(4)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
(5)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