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将以其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载入人类的历史，这中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是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才近尾声，足足延续了20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浪潮席卷下，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和边疆，这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又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下放”到“下岗”，就是人生的主旋。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运动的兴起
(1962-1966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而它的缘起，却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当局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越来越狭窄，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回乡务农就成了这批青年的必然归宿。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是指城镇中的初高中毕业生。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即，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
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为了鼓动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官方从一开始就把这宣传为一件很光荣的事。为此还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下放到农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却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就占70%。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官方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请参看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一书，对此问题有集中的披露)。
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政治读物《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书中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大部分知青的父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贱民”，而这些知青本人，实际是作为城市“垃圾”被抛到农村去的。可想而知，在“阶级斗争”的口号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农村，他们的处境一般都很艰难。返回城市的愿望自然也越来越强烈。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他们得到了宣泄诉求的机会。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县某农场知青邱学锋，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这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场队干部不甘心引火烧身，转而拿软弱可欺的下乡知青开刀。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随之涌起。不过，大多数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还与他们时时关注的“户口”有关。返城知青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而全国性知青组织羽翼渐丰，又预示着这股破坏性力量益发难以控制。而且，知识青年要户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经济的压力，也为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提供了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反面榜样。实际上，有关“造反有理”的号召，是讲给那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听的，至于下乡知青为维护个人权力所进行的抗争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疯狂的年代照样可以编织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和5月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从此，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结合起来的重大措施，被进一步曲解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知青运动的高潮
(1967-1976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兴起，打断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11月，河南省郑州市一批中学毕业生抵达西藏高原军垦农场安家落户，北京市900余名知识青年赴山西华北农垦兵团参加农业生产。这成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活动的尾声。以后将近一年里，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秋，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1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1966年夏季，随着“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风暴”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