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十二金人的消失
“十二个金人”其中的十尊被董卓椎毁，铸了钱币。《魏志·董卓传》有明载，这一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余下的两尊是否被毁是值得商榷的。
被毁一说所有正史均无记载，所见到的只有《关中记》一家之言。《关中记》非正史，其可信性本身是需要打折扣的，其记叙的内容也有探讨的地方。魏明帝要把两尊金人运往洛阳，运到霸城，重不可致，留到了霸城南。魏明帝无能为力了，石季龙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值得怀疑的。石季龙有这个能力将“金人”运到了邺，苻坚有没有这个能力再从邺运回长安？苻坚有能力将“金人”运回长安，既已运回为什么又要毁掉？既然要毁掉为什么不在邺地毁掉，而要运回长安后再毁掉？这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疑点太多了。
魏明帝、石季龙两个人所处时代国力相比，魏明帝要强得多，政局也要稳定的多。后赵仅仅存在了十年。魏明帝办不到的事石季龙办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魏明帝要将“金人”运往洛阳，当时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应该是滚木法。如果采用的是这一方法，那么两尊“金人”同时运的可能性极小，应该是分别运，运完一尊再运另一尊。由此得知，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两尊“金人”就分开了，一尊滞于霸城南，另一尊仍留在长安。
《后汉书·方术蓟子训传》中也提到了在霸城南见到了“金人”，没有说“金人”被毁的事。《水经注·渭水》中也提到了“金人”，也没有说“金人”被毁的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存于319年—329年，苻坚的前秦存于357年—38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北朝人，生于398年—445年，《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生于472年—527年。如果说，《关中记》所记属实，石季龙真的将两尊“金人”运往了邺，苻坚又从邺运回到长安后毁了。那么，范晔和郦道元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既然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予记述？这就说明两个作者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应该知道而不知道，发生在一般人身上那是有可能的，发生在专家学者身上则是不可能的。同时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就更不可能了。这就说明压根就没有两尊“金人”被毁这回事情。至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石季龙徙邺，苻坚又徙长安而毁之的“金人”属彼“金人”而非此“金人”。《关中记》的作者误将彼“金人”当作此“金人”记了下来，或者作者知道是两回事而把两回事放在了一起去说。这一分析，可以从《晋书·石季龙传》中找到证据。《晋书·石季龙传》载：“季龙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鐻、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组，牛百头，鹿轳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赍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这里记载的非常仔细明确。可见石季龙徙邺的是洛阳的“钟鐻”和“翁仲”，并非魏明帝所滞留于霸城南的“金人”。足以证明《关中记》确实是把此“金人”与彼“金人”混记在一起了。《晋书·苻坚传》没有关于“金人”的记叙。
两尊“金人”的下落现在有了分晓。以上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十二金人”被董卓椎毁了十尊，铸成了钱币。余下的两尊，一尊留在长安，一尊留在长安以东的霸城南。留在长安的那一尊至今仍深埋在汉长安城遗址内，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汉长安城“清门里”遗址内。滞留在霸城南的那一尊，当时一定是“卡”在哪一个低洼的河道内，后被泥沙所埋。至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尊“金人”还尘封在人间，今后有可能因为什么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再现当年之风采。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就可以向世界展示两千多年前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和平统一纪念碑的伟大光辉形象，宣告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